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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中瓶子

是日记不是天天写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此命为人性巧心灵,能假成真,口快心无,恩中招怨,君子钦敬,小人嫉妒,骨肉无援,志在四方,身心健康,前运乘荫少重树,中限轻财,大运交来,声明可望,万业焕新,名利振建,五人金石皆至,发须有心田,以后小事宜注意,才有子媳,寿元八十三, 卒于三月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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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·民·党·的"红手印" (转载)  

2016-11-07 21:19:35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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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资治通鉴里的大哥   来源:李不太白

 

导语:现代中国的孕育,始于国民党,国民党所有戏剧般的宿命,都是为了迎接现代中国的新生。思考国民党的失败,也是现代组织的思考。

笔记写好后,然想起浪子柳三变的《雨霖铃》,取点来配国民党前世今生,真够门当户对的。

 

寒蝉凄切

2015年秋意萧瑟中,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已有六十七年。在决定命运的“总统大选”战役中,国民党望风而溃,全党上下弥漫着一股集体从沉船逃亡的气息。第二年3月,新当选的党主席洪秀柱,宣称将“在废墟中重建家园”,幻想东山再起。5月,世仇蔡英文取国民党而代之,正式入主台湾大位。

多么熟悉的剧情。

是的,此情此景,仿佛又回到了1948年深秋。彼时,战场上接连失利的国民党,四顾惶惶,朝野上下一片哀鸿遍野声。被当局者称为“徐蚌会战”、被胜利者写作“淮海战役”的大决战后,朝代更替的棋局已在事实上结束。11月,宋美龄带着全党心气,再次飞往华盛顿求援,试图重温“国会演讲”的外交旋风,幻想着大米国上下还会被她倾倒。可惜,昨日黄花,晓风残月,世界新霸主是一点兴致都没有了。杜鲁门甚至挖苦她“到美国来,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”。

重建家园?这话蒋介石也说过啊,精诚团结,反攻回来。六十多年过去了,大陆没反攻下,国民党连最后一块立足之地也要丢掉了。

六十七年,大小双甲子,前世今生一轮回。

 

骤雨初歇


其实,天平一开始还是倾向国民党一方的。1946年, “抗战”结束后,积贫积弱的中国,近百年来第一次在与“列强”的对抗中成为胜利者一方。就算是在美苏帮忙下的惨胜,那也还是胜利。只要是胜利,就总比一本本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好太多了,何况“二战”中的英法两国,不也是在美苏协助下的惨胜吗?挟抗战胜利之威,蒋委员长领袖威望如日中天。甚至早在“二战”尚未结束时,他竟受邀参加了“开罗会议”,与罗斯福、丘吉尔并为三巨头,一起筹划“二战”后的世界新格局。

近代史第一次这么垂青国民政府,按理说,你应该有个好未来才对得起上帝的剧本啊。然而,到了1948年,“国共内战”才打两年,国民党溃败之快,就让所有人瞠目结舌。

就像后来,拿下人神共愤的陈水扁贪腐政权后,“小马哥”马英九雄姿英发,帅朗形象给政坛吹来一股清新之风,全党上下朝气勃勃,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。谁能想到,一股作气走的竟是下—坡—路!

从1946,到2015,国民党到底中了什么邪,被下了什么蛊?

 

都门帐饮无绪

是国民党没有人才吗?当然不是。比起共·产·党,国民党的人才只多不少。

军事上的人才,光一个“小诸葛”白崇禧,就与林·彪不分高下;别说比“小诸葛”还会打仗、三次击败他的陈济棠了,更别说入缅歼灭大量日军、又多次击败林彪的虎将孙立人了。

国共双方都有承认,国民党不是输在军事上。那是输在纵横捭阖的谋略上。

国民党也不缺远见卓识的人物。比如杨永泰,世人知道不多,但他的能耐可说是当世无二。国民党完成形式上统一、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,全拜此君谋略所赐,甚至他还提前预估到了连红军自己都没想到的北上路线。

还有林蔚、贺国光等一干高手。

智商不差!那么输在所谓“四大家族”贪腐上?

当时腐败没错,然而时过境迁,马英九治下的政府,恰恰以“清廉自守”著称,跟贪腐沾不上边,连习惯死缠烂打的对手民进党,都揪不到他一根小辫子。事实上,比起对岸三千年未有的“反腐”运动,马政府也确实是十分廉洁的。

聪敏如宋美龄者,率直如洪秀柱者,都是人中凤凰。凤凰可以涅槃,但面对不争气的一家老小,她们至多就是一颗“速效救心丸”,缓口气可以,想救活国民党,那是痴人说梦。因为中国国民党老大哥的病,不在肌理,不在血脉,在骨头里。

这个病可以从曾国藩开始看。

 

暮霭沉沉楚天阔

曾几何时,不知从哪刮起的一阵风,曾国藩忽然大热,受此影响,当时刚读大学的李不太白,差不多把能找到的曾国藩的书都读了。老实讲,才智中等的曾国藩,能被后世称为“立言、立功、立德”三不朽的完人,确有其牛逼之处。这里就不细谈了。但很要命的一点,他无意中恢复了晚唐军阀“藩镇割据”的旧格局。

曾国藩的湘军,作为当时国家倚重的主要军事力量,在干掉太平天国后,变得不好控制,弊病丛生。于是,湘军被遣散,薪尽火传,李鸿章的淮军崛起。

湘军只听曾国藩调遣,淮军也只认李鸿章——无论是湘军,还是淮军,都不对中央政府负责,只对对个人负责。所有在战争中立功的军人,均由曾国藩、李鸿章提名推荐,获授朝廷爵禄。

而李鸿章的格局更小。李鸿章是个人才,但跟他恩师曾国藩比,还是差太多太多。

曾国藩年轻时的诗,是这么写的:“竟将云梦吞如芥,求信君山刬不平。”

李鸿章的诗,却是这样的:“一万年来谁著史,三千里外欲封侯”。

霸气吧?是的。但心中打的念头却高下立判。曾国藩说,老九是拼命发财,少荃是拼命升官,我是拼命读书。一点没错。老九是曾国荃,少荃就是李鸿章。他比曾国藩精明,更懂人情世故,会耍滑头。但他的所有聪明,都是在个人升官发财的小格局中,他没有曾国藩那样的儒生济世之志。

 “兵为将有”的湘淮军阀旧习,被李鸿章的继承人袁世凯因袭,并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,练的是袁家兵,口号基本就是“吃袁大帅饭,为袁大帅打仗”。


拥兵自重,便舍不得自己的家当,舍不得自己的家当,就不会有超越一己之私的格局。当一支军队只认一个人时,那基本意味着它迟早有一天要造反。这在今天很多企业里,也是一样的。

 

千里烟波

从曾国藩、李鸿章到袁世凯,军队对某个人的依附作用,反过来又使个人萌发了割据一方的野心,并日益膨胀。这无论是对一个国家、一个党,还是对一个企业来说,都是致命的。我们不妨来看一个十分诡异、令人慨叹莫名的历史迷案。

破译这个迷案的,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、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教授,他翻阅了大量保密史料,真实性经得起历史检验。这个迷案,就是红军第五次“反围剿”失败后,行至桂湘境内,前有广东、广西、湖南地方军阀堵截,后有国民党中央大军围追,红军怎么可能凭人力逃出生天呢?

毛先生再怎么神奇,在四方大军合围前,也没有渡过湘江的道理。

唯一的谜底,是有人让出一条华容道。

广东军阀陈济棠,首先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,只要红军不滞留广东,他就一路放行,最好笑的是,粤军甚至用有线电与红军互通情报。

广西的“小诸葛”白崇禧,定的九字围剿策略也很神奇:对红军“不拦头,不斩腰,只击尾”,就盼红军早点离开桂境。执行白崇禧策略的两个军长甚至吵了起来,因为尾巴也有大小嘛,到底击大还是击小啊?白崇禧再次指示,小尾巴,意思一下就行了。这么小意思一下,就叫红军损失超过两万人,让朱·德、彭·德·怀陷入极其险峻的局面中,林·彪甚至对自己部队还能撑多久产生了动摇。指挥部一度变成战场,连林·彪、聂·荣·臻、左·权都拔出了手枪。

等到在蒋介石重压之下,稍作合击,86000红军,渡过湘江就剩下3万,损失大半。白崇禧要是出力真打,红军是扛不住的。白崇禧倒没和红军达成什么协议,他有的只是对自己利益的精心算计。

“小诸葛”的算盘是,老蒋围剿红军的确,但借“剿匪”名义来收拾我广西也是真,所以“有匪有我,无匪无我”,留着朱·毛,他白崇禧才有发展机会。

“小诸葛”是对的,蒋介石也没有错。

直到败退台湾后,国民党也从没有在信仰上、组织上、人心上真正统一过。像陈济棠、白崇禧这样打着自己小算盘、蝇营一方的党国大员,何止成百?


袁世凯死后形成的军阀割据、拥兵自重的局面,并没有通过多次“蒋桂战争”、“蒋冯战争”、“蒋冯阎战争”消失,相反,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府,实际上是多个割据军阀貌合神离的拼凑。“内忧”时如此,国破家亡的“外患”当头,也不肯放下自己的铁算盘。

1935年,为了防止白银大量外流,蒋介石决定以法币代替白银,全国统一货币。这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,并多次威胁要采取断然措施,因为这会加强中国的经济政·治统一。而主政华北的宋哲元,禁止白银运归中央!宋哲元甚至谋求华北自治。当他就任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委员长后,实际上已经朝降日的方向跨出了危险的一大步。

金一南少将在书中问到,全国抗战始于“七七事变”,但卢沟桥并非塞外边疆,它是在北京西南,为什么中日战争尚未正式打响,鬼子已经抄到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?要知道,华北日军不是关东军,其兵力全部加起来最多也就八千多人,驻守华北的宋哲元手握十几万兵力,竟然放任敌人以如此少的兵力深入领土,查遍世界战争史,可有第二例?

因为在中央军和日本人之间,宋哲元正在翻来覆去打算盘,要守住他那点地盘。

宋哲元如此,“鸦片将军”张学良实际又是一副什么德性呢?兵力只有一万八千人的日本关东军,要打败近20万东北军,本来不可能,但纨绔子弟张学良直接扔掉了整个东北。跑到北平的张学良一面向中央索取巨额军火粮食,一面玩自保。行政院长汪·精·卫飞赴北平,亲自施压,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。张学良却说:“我去抵抗,受了损失谁来补偿?” 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说,“连你我都指挥不了,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,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?”张学良竟无耻地答道,“交不交代是你的事”。汪·精·卫伤心至极,回到南京即宣布辞职下野,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。

蒋介石没敢惩处张学良,因为怕他投敌。

这就是国民党内的真实现状。军阀派系,人人握着算盘,没有哪个是真正服从中央指挥调度的,没有谁的眼界能超过自家的二亩田。

这样的党,焉能不败?
       前世种下的孽缘,今生还在开花结果。接连输掉“三合一选举”、“总统大选”两大战役的国民党,还有机会翻盘吗?

六十多年前没做到的事,现在也不能。

国民党风雨飘摇,李登辉的挖空、拆迁作业,固然难辞其咎——但是,之后呢?曾经担任蒋经国秘书的宋楚瑜,另创亲民党,分裂国民党,虽有满肚子委屈,也无非是个人的那点利益放不下,与李宗仁有什么不同?

长期担任“立法院长”的王金平,已被一再证明无领袖潜质,却从来隐性不合作,自矜自持,历来态度暧昧,和白崇禧有多大区别?

踌躇满志的马英九,一再削弱连战、排挤宋楚瑜、打压王金平,重用没有实际治理经验的大学校长、学者理政,贪图容易驾驭之便,有考虑过“泛蓝”大局吗?

朱立伦等党内精英,初时畏首不参选,不过是盘算自己那点前程,怕替国民党背黑锅。

剩下一个真正的领袖人才吴伯雄,又被晾在一边暗自叹息。

从全党唯唯诺诺不敢对决蔡英文、集体通过洪秀柱参选2016,到“大选”前夜临阵换将,临时修改党章,以朱立伦取而代之,环顾当世,可有第二个这样的笑话?一个党懦弱苟且到如此田地,反反复复到这般情形,它不死,上帝真没法活了。

气数已尽的国民党,天已不与洪秀柱——尽管她有辣椒一般热烈的斗志,藤条一般坚韧的意志;尽管她展现出来的节气、志气、骨气、勇气,为国民党数十年来所未见,足以令所有国民党男人低头羞愧。但那也至多赞扬她一声“时穷节乃现”!国际上,台岛内,时间,人心,没有任何一个条件能帮助到她。纵有一批深蓝的老同志在默默地为她祈祷,也只是孤臣尽忠罢了。

大门已经关闭,句号已经划上,国·民·党哀伤的身影,将伴随着他那高冷的余音袅袅而去。

 

杨柳岸  晓风残月

这种情形,恰如春秋时代的晋国。春秋初,晋国内部就出现了公室与贵族争夺君位的长期内耗。到了后来,大臣势力越来越大,公室君主屡被架空,或被弑杀,晋的内部割据势力逐步形成了范、中行、知、韩、赵、魏六卿,公室不再重要,而六卿之间角逐不息,你打来我打去,终于把自己打的遍地鳞伤,内伤深重,分裂成韩、赵、魏三家,再也不是强敌楚、秦、齐的对手,直至一个接一个亡于敌人之手。

不然以晋的实力,朔北的凛冽风骨,怎么会让秦统一天下?

不然,以国·民·党手中的优势资源,怎会失去最后一块家园?

要知为什么死,得问为什么生。前世因缘,感染了乱世“割据病毒”的国·民·党,本就不是以洁白之身来到这个世上的,它又没有能力自我康复,将自身病毒涤除干净,上天也没给他一个能超越个人格局的时代人物,所以一逢命运大对决,国民党总会习惯性惊惶失措,一败涂地。国··民党是一个努力争取走上正道、却又一直被自我旧习戕害的孩子。


斜阳草树  寻常巷陌

说正事前,扯点闲事,你发现一个现象没?怀有雄心的男人,大多爱谈些牛气冲天的时代大事;富于灵气的女人,却喜欢注意些鸡毛蒜皮的小细节。看起来,男人们的这等雄韬伟略,要比女人们的鸟语花香厉害百倍是吧?

恰恰相反。男人滔滔不绝的一万句逻辑推演,常常敌不过女人透过细节的一眼看穿。世界总是发生些又错又误的大事,细节里掩藏的真相,却往往惊人的准确。女人进化出的这种强大观察效率,难度系数实在太高,只有最冷辣的男人才能办到。

比如让你判断,什么是最浪漫的事呢?多数人能想到的,也就是陪谁到海边吹吹风,或者拉着谁的手慢慢变老啥的。鲁迅却说,最浪漫的,是在有天傍晚,满院的红叶飘零,忽然转身吐了一口血,这时有温柔的人将一件风衣披他肩上。

老愤青的洞察力,毕竟高人一筹啊。

当人们习惯在金戈铁马的遐想中,纵横捭阖着民国风云,在三五杯酒盏后,谈论着时代豪杰时,历史的真相,往往还是在小小的细节里看得更清楚。这篇笔记,就试着从一些蛛丝马迹的细节里,在那些大叙事外,找出国民党挂掉的真相。

第一个细节,是件台湾的白衬衫。

 

舞榭歌台

2016年6月3日,台湾平常一日。

昨日暴雨造成的200多个航班受困,等到今日积水退去,多已恢复。到了傍晚时分,恒春海域发生4.2级地震,也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岛底小躁动,不值一提。“大选”已成往事,蔡英文也已在两周前宣誓入职,对重创之后的国民党来说,除了找个无人的角落默默地舔舐伤口外,这一天似乎也没什么值得记录的。

然而,风雨交加的夜虽已过去,还是有一件白衬衫,映出了国民党鬼魅般宿命的身影。

6月3日,国民党内约定“立法院党团大会”抗议行动,按事前统一要求,所有人都身穿国民党蓝色“战袍”出席。唯独立法院长主席王金平,穿着白衬衫,十分扎眼。

老大叔爱白衬衫,那也没什么不妥吧?王金平大叔甚至表示,“不要说衣服(蓝衫)没有送给我,就是送我也不穿”。

穿衣服嘛,小事一桩,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玩过家家,总会有调皮捣蛋的嘛。

可是,当此泛蓝阵营一片萧条,国民党处于三合一选举、“总统大选”严重挫败后的低谷期,在这样一个集体行动大会上,作为一个在党内关系盘根错节的大佬,王金平拒穿象征党魂的蓝色“战袍”,背后折射出的国民党内在困扰,还是让人不免一声叹息。

当年宋楚瑜从蓝营出走,搞出一个橙党,虽然高不成,低不就,难成气候,但每逢“大选”,必定抖擞精神上阵跟国民党拉仇恨,一个好端端的泛蓝阵营,从此搞得乱七八糟,伤疤至今未愈,党生活一直不和谐。如今王金平又身在蓝营反穿白,眼看着同志们都上阵呐喊,却一个人坐在角落冷眼旁观,老人家你到底在玩什么毛线呢?

一百年过去了,国民党还是号令不行,队伍不好带,大哥不好做,二哥爱折腾。推算起来,国民党百年苦旅,从黄兴、李宗仁、宋楚瑜,到王金平,像这样任性的二哥差不多有四任了。当然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任。一件白衬衫,穿出了国民党一世纪的哀愁。

因为粘合国民党的,初期只是些红手印。

 

英雄无觅  孙仲谋处

国民党的前身,是兴中会、同盟会。它们本由多个反清团体组成,目标很简单,就是革掉清王朝的命,彻底结束封建帝制,恢复中华,创立民国。然而自武昌起义推翻清廷后,国民党一口紧憋着的气,似乎就喘掉了。先是宋教仁被刺杀。后是黄兴在讨伐袁世凯、建党原则等重大问题上,多次与孙中山公开激烈争吵。然后是章太炎自作主张,赞成军阀割据,与孙中山国家统一的宗旨背道而驰,转身而走,与黎元洪另创共和党。等到陈炯明叛变,李石曾、吴稚晖等49人甚至联名通电,要求孙中山下野。

陈炯明身为一个将军,居然也敢提出与领袖完全相反的路数。总理主张强势中央政府,北伐结束割据局面,统一中国;小陈同志却要以广东为模范,联省自治。这拥兵自重的旧路子,多么似曾相识。假如手握重兵的将军,人人都提出一套社会大计要实施,整个社会岂不乱成了一锅乱炖?

可是国民党好像一直喜欢吃火锅。

当年国民党的“核心三人组”,是孙中山、宋教仁、黄兴。章太炎影响也很大。随着宋死,黄争执,章出走,孙中山孤独,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就各回各家了。

这真是奇了怪了。大家都是忠肝赤胆,为国家民族抛头颅,洒热血,为苍生黎民衔命疾走,岂不是应该舍小节、求大义吗?死且都不怕,还有什么放不下、谈不来的呢?

不团结的背后,更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?

从檀香山回来的孙逸仙博士,学了许多西方知识,还入了基督教,他思索出三民主义,给出了思想;他呼吁驱除鞑虏、恢复中华,提出了目标;可是对于运营一个现代政党所需的具体方法,却近乎一片空白,在人的问题上,好像写诗一样凭着感觉走。无论是早期的兴中会、同盟会,还是改组成的国民党,都没有纲领,没有组织,没有章程,没有选举,没有定期会议——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,据说有3万,登记注册的却只有3000,可是缴纳党费的却又是6000。那么到底有多少党员呢?答案是不知道。

入党就很不严谨,只是按红手印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。孙中山抬头仰望的是革命大计,心中想的是建国大纲,至于有多少党员、这些党员又都是谁,他就不清楚了。

1923年,苏俄驻华代表鲍罗廷,毫不客气对孙中山说,你领导的国民党,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力量,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。听得孙中山大惊失色,此前从来没人跟他说过这种话。

没有组织,就没法有效管理,自由自主之下,再一致的理想也势必各行其是。你赶着一群野马,手中却没有缰绳,草原又急风骤雨,它们能乖乖按你挥手的方向跑吗?这真是让人惊讶,一个近现代的革命领袖,又不是李自成、洪秀全,竟然没有建立严密革命组织的意识,怎么可能呢?


李不太白无意写技术报告,就用一位囚境中的上师歌声,试着酿一壶山中老酒吧。

青年仓央嘉措,情缘佛缘两茫茫,遂吟哦道:心头影事幻重重,化作佳人绝代容,恰似东山山上月,轻轻走出最高峰。革命理想犹如心头佳人,山上明月,很美。但仰望明月的人,却看不见地上的六便士。而六便士,才是决定能走多远的关键。

六便士,历史的第三个细节。


想当年  金戈铁马

1919年,英国的毛姆写就了一部意味深长的哲思小说,叫做《月亮与六便士》。便士,英国货币最小单位,喻义现实。月亮,皎洁,高挂天上,代表理想。从历史的高山上遥看国民党带头大哥,不能说他们未曾心怀明月。他们身陷散乱,是因为地上的六便士,实在太沉重了。

很多人以为,民国社会已接近于现代。

实际上,就算到了1940年代,也非如此。抗战期间,出于用中国广袤的山川大地拖住日本陆军的战略盘算,山姆大叔援助了国民党大量战略物资与美元,但他们却抱怨道,钱是花出去了,可事情却办得不咋滴。

这也难怪,资本主义车轮上的议员,怎能理解民国大山里的生活呢?

时值雨季,当时还是连长的黄仁宇,随着驻缅远征军经过云南,部队拖在身后的军备,不是无故消失,就是深陷淤泥。消失的可能是被偷了,陷进泥潭的也基本出不来了。因为运载工具主要是毛驴。而找毛驴的方法是这样的:先找到村长,然后用枪逼着他交出村里的毛驴。枪炮很多,村长却不好找,毛驴也有限。假如你要送一封信到隔壁的省,就得像明代社会那样,在路上耗时一个月。部队的基层领导,还得分心管好“内鬼”。第一种内鬼,是士兵。当时士兵月薪是12元,连长40元,山上土匪却开出一支步枪7000元的条件,蛊惑士兵偷枪卖。机关枪和军官手枪更贵。所以连队里晚上睡觉就把枪支锁起来。第二种内鬼,还是士兵,不过是他们的嘴巴。士兵的嘴主要不是用来说话的,而是吃饭的,可是由于饿,吃得不好,他们一有机会就跑去村里偷狗吃。连长非常操心这事。他操心这事,不是怕士兵拿了群众一针一线,而是他们煮狗肉时卫生搞不好,大吃大喝之后就生病,一生病基本就挂掉。挂掉一个少一个。不操心哪行呢?诸如此类的破事,不胜枚举。真是承蒙上帝厚爱,在悲催的年代,送来这么多黑色喜剧。但还不是最让人头皮发麻的。

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后,当中国军队一步步从东部,撤到西部内陆地区时,维持军队与政府开支的钱与粮食,就成了最大的问题。之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,主要来自东部的关税、盐税、消费税、债券,退到内陆地区后,收入是全没了,仗却还得继续打。悲催的漫漫黑夜开始了。广渺的内陆不是穷,是真穷。古老乡村除了种地之外,也没别的营生,本来许多农民一年苦哈哈忙下来,仅够勉强糊口,现在忽然呼啦啦地跑来了数百万的军队,外加无数公务人员,负担怎么受得了?河南有一次发生大饥荒,饿死了很多人,可国民党军队也不能空着肚子打仗,继续征粮吧!在亡百姓和亡国之间,闭着眼睛选一个吧。

事情到了这种地步,还不是最糟糕的。由于国民政府统治的手,之前并没有实质性地伸入到内陆乡村苍凉的怀里,等到负责征税的官员开展工作时,顿时傻眼了。征税是要按照户籍和土地数量来的,可是许多地方找出的户籍一看,原始资料竟然还是明朝时留下的,数百年来既没进行过土地勘测,也没进行过人口普查,税收怎么征?

对大片古老村落来说,国民政府与军队就好似从天而降的外人。地方官和村长背着一麻袋的税收任务,都不知找谁哭去。一边是高挂天上的民国政府,一边堕落尘土的内陆,他们两者之间,原来你是你,我是我,并没有什么内在关系。

也许是数十年的军阀割据,加强了这种天上归天上、地上归地上的中空局面,也许是三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惯性使然。无论如何,民国中央政府竟然和内陆社会没什么关系,听着总有点匪夷所思的感觉,而现实却又让人无从辩驳。
      这些碎碎的细节说明了什么呢?一个悲催的事实:孙中山、蒋介石脚下的“六便士”——民国的土地上的人,物,结构,形态,都并不比明代的社会好到哪里去。脚下的土地还是那个土地,时代巨变又事起仓促,在没有外来思想的强力介入条件下,领袖们只有本能地从传统智慧里,寻求治术。那些传统治术,它们又都是些什么呢?它们的土壤里,能长出现代组织力量吗?
面对波诡云谲的时代激流,它们真的像今人吹嘘的那样仁者无敌吗?

 

气吞万里如虎

中华帝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特点:大。由于幅员实在太过辽阔,信息传递极其不便,帝国的治理就面临巨大的挑战。这里闹水灾了,那里干旱了,边境又有蛮夷侵扰了,哪儿民变了,不一而足。可是这些信息要反映到决策者那里,少则一月,多则数月,等到皇帝与内阁讨论出办法,做出决策,安排实施,说不定那边事情早已云消雨散。

于是,一个天才的发明诞生了。

解决大多数具体问题,竟然不是靠具体办法,而是以“虚”对付“实”,以“无”对付“有”,以形式对付内容。这说起来有点绕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说,有点类似令狐冲的“独孤九剑”,任你千招万招眼花缭乱,我就一个无招胜有招。任你广渺大地上的事情千头万绪,洪水滔滔 ,我就用一条“道德”的大河引导人心。帝国的统治者,不能像现代领导一样开电视电话会议,坐上高铁视察全国。他人不出皇宫,平常就靠道德、礼序这些形而上的东西,应对来自辽阔大地上的纷繁事务。

礼序的内容,在上层是忠,在民间是孝。忠孝实质上都是造成一种无形的秩序,层层约束,使人心逆来顺受,社会安定。地方上主持事务的官员、乡绅,主要靠的也不是法律,而是个人的德行威望,对各种矛盾加以仲裁与平衡。上层统治机构更像一个品牌形象店,下层民间社会则像一个个铺子,二者各自运作,是彼此半脱离的。

又既然治理社会的是靠一套虚的东西,所以具体数量多一点、少一点也就不太重要了。

这就造成在长长历史形成中,帝国统治者根本不在乎具体数字管理,全国人口到底有多少,土地实际几何,一年一季的税入总额,财政支出预算所需,军队士兵数量,全都是个概数,一笔糊涂账。只要不出大乱子,仁孝治天下就行得通。

等到两三百年下来,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,实际问题堆积如山,想改革也改不动了。怎么办呢?

那必须改朝换代,换个姿势重头再来一次。

传统帝国的这些骨肉气血,经年累月,早已修炼成精,绝对不是民国短短数十年的运动与风潮可以变异它的。它能不能生出一个“现代组织”的无敌宝宝,全赖于它本身有没有这个宝宝的构成基因。这个基因是什么呢?为了实现组织的信仰与蓝图,“现代组织”需要两个关键基因:第一是“统计与编制”。层层结构,纲举目张,牵一发而动全身,组织目标大于一切。第二是“强联结”。个人一旦加入组织,就意味着放弃部分个人自由,接受组织约束,个人意愿服从组织目标,成员不能处于游离态。这两点,恰恰是传统帝国的死穴。

帝国“模糊概数”的管理,造成一个号令发出后,执行效果是没法统计的,好比公众号文章全赖朋友圈传递一样,传到哪是哪。委员长的手谕,阅读量也可能只有几百。而帝国“虚无的道德”治理法,又造成了上层结构与下层社会的半脱离状态,是完全的弱联结。正所谓山高皇帝远,有事找村长,乡民买账的还是土皇帝。

此外,在传统帝国这种治理结构下,社会越僵化、越呆板、越保守、越没有进步,越好。人民越愚昧,越利于帝国的江山稳固。为了达到这一点,历朝历代,“子民”们都被约束在一个位置上,安心务农,迁徙与远行受到严格限制,职业差不多都是子承父业,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通过科举改变身份。

这意味着什么呢?意味着单一个体的命运就如同蝼蚁,应对突发灾难的能力十分有限,相对应地,人际关系就极为重要,并被放大到极致。关系是要有的,万一有人“得道”了呢?那么关系网中的鸡犬都可以升天了。平时它是一个人发展的全部机会可能;灾变时,它又成了帮困扶难互助组,一方倒霉,八方支援。所谓“礼尚往来”,也暗含着这样一个秘密:他日你若发达了,别忘了拉兄弟一把。这些关系包括亲戚关系、同族关系、同乡关系。假如你有幸是知识分子,还可增加师徒关系、同窗关系、同年关系。这些关系无形无色,却是联结整个社会的核心形态,星罗密布,天罗地网。

可惜,传统帝国的“关系学”这门大课,正好与现代组织的精神背道而驰。“关系”极易派生出一个个蒙古包式的小社会,所谓大小山头,团团伙伙,抱团取暖,一个个独立的小团体利益,就像组织血脉里的大大小小的肿瘤,极大地阻碍着组织的良性运行,严重威胁着组织的生命。中华帝国的这些传统特质,导致了它只要没受外来的冲击,没有实质性的颠覆,那么“现代组织”这种政党力量,就不可能从内部诞生。

一个主要是下层结构的民国社会,一个主要是上层联结的国民党,孙中山与蒋介石领导办法,还是脱离不了忠义、恩威、关系、礼序这些传统治术的范畴。组织目标能不能执行下去,执行效果如何,全凭领袖个人对成员们的影响力,而这种影响是有强弱的,可变的,无法保障的。1934年,蒋介石委派陈仪主政福建,担任封疆大吏。1938年6月,陈仪置委员长手谕不顾,下令枪决军统福建老大、戴笠心腹张超。戴笠哭着跪到蒋介石面前,要求委员长做主。蒋介石怎么说的呢?蒋介石说:“雨农啊,陈仪是什么人?他是政学系的领袖,上将,省主席,他后面有一大帮人呢,有张群,有熊式辉,还有……我不依靠他们行吗?不要再任性了。”

这种哭诉与台词,跟宫廷剧有什么区别?一个堂堂的民国中央政府委员长、国民党领袖、军队首脑,处罚不处罚地方大员,理应根据国家法律与组织纪律,却不得不由当事人背后关系决定。这不是现代文明,这是小农关系的算盘。

多数时候,国民党内部的运行还是依靠人脉,一旦超过人的关系圈子,国民党的号令就像走夜路遇见了鬼,说僵就僵住了。在民国军队里,交情至关重要。军官向心力,主要由一个个小团体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凝聚起来,在上如黄埔军校生,在下如老乡。有一次,侍从室组长、浙江同乡、蒋介石外甥陈希曾,请求辞职。蒋介石非常生气,当场掀翻了桌子,使陈希曾哭着打消了辞意。战争造成货币贬值,他的薪水几乎缩成零,生活很不便,他想利用关系下海经商。但蒋介石认为他此时弃自己而去,简直是忘恩负义。从这个历史细节里,可以洞察到什么呢?那就是:蒋介石的组织构架里,浙江老乡关系、亲戚关系、恩情关系,至关重要。国民政府和军队的结构十分松散,军阀与派系依然林立,各方异己势力拉锯不断,大小战争不熄,反对力量一直在暗中蔓延。所以蒋介石从未在实质性的组织上统一过国家,他也从不曾完全掌权,没有更大决策权。国民党与它成员的联结,是弱联结。关系不到的地方,组织力量就暗弱了。


如果还是旧式的改朝换代,那国民党没问题。但当它遇到帝国主义组织形式的日军、苏俄组织形式的中共军队,除非力量对比太过悬殊,否则,结果早已注定。说到底,近现代战争打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、动员社会的能力与效率。而动员社会的能力与效率的背后,是组织力。由于组织力的缺失,国民党始终飘在古老的传统社会之上,根本无力组织、动员起整个社会投入战争。国军对阵解放军,工业基础略好一点,组织力却天上地下,岂能不败呢?陈毅说,淮海战役的胜利,是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。每当李不太白脑海里闪过漫山遍野的白毛巾、小推车时,心里就想起了孙中山桌子上的一叠叠红手印。

国军没组织啊。

当孙逸仙博士与蒋中正先生率领着这样的国民党,莽莽撞撞地冲进时代,迎接现代文明的滔天巨浪时,解决之道只有两个:要么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,用长长的时间,慢慢把国家建设成一个现代社会,提高全民素质,获得组织、动员的基础。要么像红军一样,从社会底层入手,将中间的地主阶层彻底取消,在下层社会之上直接建立上层结构,获得组织力量。前者,上帝没有给国民党时间。后者,会要了国民党的命。

所以孙中山与蒋介石选项只有一个,那就是转过身来,用古老帝国的传统治理方法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,迎接国民党的宿命。“天不予我,非战之罪也。”这托词,是西楚霸王作为一个失败者的矫情与愚蠢,但对国民党来说,却是一曲再公道不过的时代挽歌。国民党各种表象下的迷底,只有站在遥远而高旷的历史山上向下看,才能模糊看清。疾风骤雨打湿了时代脸庞,模糊了历史视线。在它背后,是孙与蒋挥不去的暮霭烟愁,也是连宋吴马的痛难平,如鲠在喉。

 

佛狸祠下  一片神鸦社鼓

传统帝国上下层“弱联结”特点、“关系型”的治理结构,在有一个强势中央威权时,还能镇住各方诸侯;而一旦中央力量暗弱疲沓,就必定会引发地方实力派的野心与挑战。于是,诞生于传统帝国的土壤、从未建立现代组织结构的国民党,它的分裂的阴影,就浸透漫漫长夜,影响至今。纵观国民党的一生,挑战领袖,二哥三哥们接连离家出走的戏码不断,生生不息。辛亥革命后,深受礼遇的章太炎,忽然反对三民主义,从同盟会出走,另建共和党。1925年,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,随后廖仲恺遇刺,胡汉民、许崇智被迫遁逃。不久“西山会议派”反对蒋介石,另立中央。1927年,国民政府迁至武汉,三个月后,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即发动“清党”政变,另立南京国民政府,形成两个中央。“宁汉分裂”事件,开启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,即有实力者可以另立中央。这个噩梦,从此纠缠国民党一生。

1930年,阎锡山在北平成立一个国民政府。

1931年,李宗仁、汪精卫等各方反蒋势力成立广州国民政府。

1933年,李济深、蔡廷锴在福建成立共和国。

随着抗战开始,所谓“兄弟阋于墙内,而外御其侮”,总该消停下来吧?

怎么可能。

1940年,汪精卫叛国投敌,成立伪南京政府。虽然自1927年以来,每次分裂都少不了他这位白面奶油小生的影子,但这次公然跨越底线,还是激起共愤,不久被刺杀重伤,四年后死于日本。

抗战胜利了,是齐心搞建设的时候了吧?不。继续。1948年,随着国军战场失利,反蒋势力再次活跃,“桂系”逼蒋下野,李宗仁任代总统。一般人有病都会静养,国民党却很奇怪,一旦病危,必有人从暗中跳出,捣腾一番。就算江山丢了,也绝不收手。

蒋经国逝世后,李登辉先是大搞拆迁,把国民党整得奄奄一息,后又暗中扶植民进党崛起。1993年,郁慕明竖起反李登辉大旗,宣布脱离国民党,成立新党。2000年,被李登辉逼到死角的宋楚瑜,与国民党分道扬镳,另创亲民党。随后,蓝营的连战、宋楚瑜内斗白热化。9月,李登辉被清除出党,宋氏橙党一度回心转意,搭档连战大选,可是败于“两颗子弹”后,又遭马英九排挤。此后每逢大选,就算明知必败,老宋也要上阵拉国民党下水。反正大家都别想活了。

2013年再出大事,党主席马英九宣布撤销“立法院长”王金平党籍,政争白热化。荣誉主席连战随后力挺王金平,公开责备马总统“公报私仇”。2015年,王金平胜诉,又恢复党籍。

2015年10月,国民党忽然撤销洪秀柱“大选”资格,代之以党主席朱立伦。2016年3月,洪秀柱从头再来,当选第15任国民党主席。6月,一片“蓝色战袍”的人群中,王金平独自身穿白衬衫,坐在角落冷眼旁观。

呜呼!起至同盟会的红手印,终至王金平的白衬衫,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党对分裂的热爱,能像国民党这样从一而终。

 

这些纷繁缠绕的黑色纪录片,看似掺杂了许多的是非难分的个人恩怨,实际上都是一个党缺乏现代组织力量的必然结果。没有现代组织力,号令效力就听天由命,国民党对成员的约束力就非常有限。个人关系可以成为党内力量主线,实力派可以调动不得,人脉可以反过来制约国民党中央,一言不合,抬腿就走。堂堂百年大党,只一个松散的弱联合。

今天,洪秀柱的国民党能重整山河吗?

可以说,国民党的最后一次机会,出现在2008年。彼时,历经李登辉重创后的“泛蓝”阵营,重新迎来生机。带头大哥马英九,帅气清朗,雄姿英发,又懂得清廉自守,可谓集“蓝营”期待于一身,当他率领全岛人民直捣阿扁贪腐政权后,本有可能整合分裂力量,立地新生。可是,历史又一次开了个大玩笑。哈佛大学法学博士、优等生马英九,做学问也许是个好教授。在亚洲政·治从业者中,也许是容颜最帅的。可惜却没有领袖资质、“总统”能力。

马英九先生自恋胜过爱人,优柔寡断胜过眼光判断,气量狭隘胜过宽容大度,猜忌胜过信任,个人利益考量胜过时代格局。在民进党的进攻下,马英九步步退让,听风就是雨,试图讨好对方绿营选民,却接连将手中城池一个个送出,直至山河破碎人凋零。

穿过一个个历史的细节,不妨细细思量,如果孙中山、蒋介石都没有办法建立的组织力量,一个花木兰洪秀柱又如何能办到呢?以连战、宋楚瑜、吴伯雄、马英九雄心壮志,都不能整合的阵营,小辣椒纵有报党之心、钢铁意志,又从哪生出回天之力呢?这与什么政党的民·主·轮·换·无关。如同宿命一般,从前历史没给国民党以时间,如今也不会再留给它多少光荫岁月了。隐约可见枫叶飘落,霜染层林。


凭谁问

这是写得最辛苦的一篇笔记。一个月来,翻阅十多本书,每个夜幕与日出,发呆与思索,撰写和修改,只为做到一件事:严肃一点,说话要尊重史实。要以最诚的心,对得起那个时代,那些人。国民党的奋斗、牺牲、不团结、分裂、离合、悲歌,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近代创业史,理应放在大历史进程里,安静观量。它的故事,是三千年农业文明巨大惯性,与近现代工业文明迎面碰撞激起的巨浪。它是老大帝国道术文化的尾声,是道德治国、概数治国、关系治国的最后一次延伸。

它所有戏剧般的宿命,都是为了迎接新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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