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一）
我老爸有个让老妈深恶痛绝的习惯，就是不丢东西。
他老人家崇尚节俭，虽然他这一辈子没特别贫穷过，但他对物件的珍惜，胜过一切穷人。除了收藏些在一定年代流行的时髦东西例如留声机——电唱机——四喇叭录音机——组合音响外，他还收藏所有已经损坏的东西，期望有亲自动手修复它们的机会。父亲本能地收藏着到手边的所有精致小商标、小牌子、小绳头、包装袋盒；收集大小各异的瓶瓶罐罐，破损的铜头铁脑，对他来说，它们都不是废物，都有被用上的那一天。。
虽然天天恼怒老伴“囥垃圾”，表示和这种陋习势不两立。但其实老妈的节俭习惯和老爸也差不多，只不过她的节俭完全是另外的方式和方向。比如她至今仍使用三十年前的竹竿晾衣服，使用搓板预洗衣服后才把差不多已经干净了的衣服扔洗衣机里“转几圈”。她使用的衣架破旧到塑料皮脱落也不肯换新，因为新衣架的脖颈没有旧衣架那适合竹竿直径的弧度。
因此我家的家具和摆设来了就不走，即便不得已换新，也按老样子买，为此不计成本，不惜大费周章。
他们确实维持了他们熟悉的生活模式，我回家就觉得是住进了70年代用品博物馆：
我小时候乘凉时坐的小竹篙椅，变成古铜色了还完好，还在服役，被用来放置手纸；我们家年轻钟点工看不懂的搪瓷碗，父亲母亲每天还用它们来盛汤；窗外楼宇轩昂，灯彩迷幻，宣告着上海的繁荣时尚，父亲母亲却每天孜孜不倦地收放着铁锈斑斑的搭钩式窗户，那是在70年代曾经很新款的窗子：八字打开，每一扇上，用窄铁条嵌三块薄玻璃，窗下有一根带很多孔的铁条，帮窗户调整着窗户的开张度。我家这些窗户铁条上的孔洞特别丰富，可以打开到“透气”、“换气”、“通风”等不同功能需要的宽广度。
我家还有一个古董，是个服役期超过40年的活性炭过滤水装置，我和钟点工屡次劝说老人说，用这个过期的滤水器还不如不用，父母不肯听，每天孜孜不倦地开着小量水让水管里的自来水变成“过滤水”滴入塑料罐，再用塑料罐子里的水烧水做饭。现在上海全部改建水管了，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，听说父母据理力争过将他们的过滤水装置再接上去，被工人严词拒绝了，强行地拆除了那个古董滤水器。
有时候，外界的强迫能救人。
（二）
十一长假的最后几天，我帮老爸找一份文件，一份关于我的文件。
想不到在往年打印出来的机票堆里，我找到了一张以前报社带回来的报纸“版样”。
这可是宝贝了。
报纸还用墨水笔画版样，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。现在都电脑排版了，算皮数和行数也不用人脑了。估计现在的年轻编辑都认不出这张纸头上画的是什么了。
拍下照片发给同事，同事给转到了报社的群里，群里于是炸开了，有人马上认出这是农村版的版样，有人猜出画版样的是谁，还有人戏说这东西可以拍卖个好价钱……。而年长的同事们，比我还年长的同事，都回忆起了那个年代，那个要手工画板样的年代。
我们那个时候的夜班编辑部，每天晚上七点上班。上班就先开会，交待各个版面的任务。
其实在这之前的半个小时，头头们先开过“编前会”了，我们七点开会，只是听“编前会”的决议。
夜班编辑部的两个主任每次在这种会上，都会带回一些新闻外的新闻，说得话里有话，云山雾罩的，因此七点的会特别有意思。那时候的人说话好玩，能让人人明白，还不出漏子。那时候的语言精妙，现在都难以想象。
新闻稿件在编辑的眼里都是鱼：有“鲜鱼”，有“活鱼”，有“臭鱼”，还有“咸鱼干”。节假日编辑少还能出报，靠的就是“咸鱼干”。
这七点的会最言简意赅，特别有效率。
一散会，负责美术漫画的，负责版面排版的，负责修改稿子起标题的，都开始忙碌，各司其职。那时候报纸薄，一共才四个版，晚间负责三个版。
到九点，基本各个版面组都已经画出版面送夜班总编审查了，同时改稿的编辑也已经将稿件连带标题发到排字车间，让工人打出【毛样】了。
接下来就是裁缝活儿了：照毛样稿件的字数，画出结构平稳却不失活泼的版样，按照人物的重要性设计出字的大小和花样，再按其高低尊卑设计其上智下愚的地位……。遇到特别的事情，夜班的总编会写个评论。话说这个和排字同时进行的评论，是很有要求的，不但下笔快还必须经得住推敲，作者同时还必须有预先说好字数再写内容的本事，否则报纸要开天窗了。
等版样送下去，一篇篇稿子和照片放哪里，放横放直还是放花样基本定下，车间就马上给排出【大样】——见报的样式了。那时候的排字工人有一身硬功夫，能在几排架子之间迅速摸到所需铅字，排列成编辑需要的形状。而且能说改就该。
到大概夜里11点半，大局已定，只待审查【清样】——即校对过错别字，能见报的形态了。
这时候我们可以从容吃饭，玩耍，因为接下来没我们什么事情了，我们只要等新华社的消息。到凌晨三点如果没新消息，就关掉传真机器，迎接下班。
关传真机，行话叫“杀鸡”。
那个时代，那个特别敏感、特别尊重文字意义的时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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